面对高考 我们都做过「逆天改命」的梦
2020年高考，在沉重中穿行而过。但多数人的人生轨迹，从放下试卷的那一刻才真正展开。
每一代人对于高考的记忆，就像回望一滩冷却了的鸡血。「逆天改命，在此一考」「此生只为高考狂，冲进重点孝爹娘」「没有高考，你拼得过富二代吗」……这些在校园、课堂里年年相传的标语，比各种媒体声音更加残酷地揭示着，高考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的意义。为什么如此关心高考？因为我们相信教育必能改变命运，是人生跃迁的必经之路。哪怕道阻且长，泥沼繁多，但出口也许通向光明。
撰稿｜康宸玮
编辑｜张 帅
校对｜许 静
出品｜Figure·纪录片
「每一种命运都渴望向上的人生。」纪录片《出·路》把这句话写在宣传海报上，却在片中用内容将理想与现实明晃晃地放在一起对比，令命运折叠清晰可见。
这是一部带有「典型报道」风格的纪录片：从2009至2015年，导演郑琼用了6年时间，跟拍甘肃山区、湖北小城和北京胡同里三个少年的成长之路，揭示在教育改变命运之前，阶层、性别、城乡、东西部差异甚至家庭价值观，如何决定着教育的命运。
平凡而残暴的生活，有时候需要一些勇气才能继续坚持热爱。
三种人生
如片名一样，寻找「出路」的问题包围着整部纪录片的叙事。
三个孩子中最先出场的，是甘肃女孩马百娟，她穿着不合身的粉色衣服，黝黑色的脸蛋红晕难消，坐在山前的土坡上，像说RAP似地大声朗读着自己的梦想：“我长大了要去北京上大学，我上了大学以后要去打工挣钱，我要一个月挣一千元买面，因为我家面不够吃。”
一句看起来简单的逻辑闭环，每一步都是千山万水。
没有人忍心告诉她，生活在北京，她眼中的一千元「买面」巨款，几乎无法维持生计——这一年，她12岁，才上小学二年级，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。
马百娟在家要承担繁重的农活：劈柴、烧水、做饭……哥哥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在玻璃厂工作，没有任何防护措施，一个月收入只有3000元。
家在深山里。下山的盘山路，人和驴都走得踉跄艰险，远远望去，如撒在大地上的蚂蚁。导演郑琼在自述中说，拍摄这个场景时，自己的眼泪就在镜头后面掉下来了。
甘肃乡村层层叠叠的盘山路
希望就像火柴，火光越是鲜亮，越令人担心风的到来。
哥哥得了病，怕自己养活不了家人，骑着自行车带妹妹去学校和老师商量：「老师，马百娟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我们家条件困难，她又不是读书的料，我想让她不学了出去打工。」
老师说：「起码要读完九年啊，总能学点东西进去。」
但马百娟的目光望不穿学校的铁门。
第二位主人公徐佳是个湖北小城普通人家的普通孩子，拍摄时，已经是他第三次参加高考。
在出租屋里备考的徐佳
家里人帮不上更多的忙，只能把饭菜做得更可口些，坦言这是陪孩子赌一年——当复读已经可以用「赌」字来形容时，胜算可想而知。徐佳面对镜头说：「在我们这个小地方，出一个大学生，是很了不起的事情。」
徐佳复读时的心情颇不宁静，常常心不在焉地转笔，或者因害怕失败而哭泣，卷子发下来他会突然出神而不能做题。
家里人把复读看作是对他梦想的成全，而徐佳却把复读看作是完成已故父亲的期望，他们都背负了太重的包袱。
第三位主人公袁晗寒，北京女孩，17岁的她刚刚从美院附中主动退学。她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，在她的环境里，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」。家庭或学校从未向她灌输，上学这件事，需要和工作、人生扯上什么关系。
打扮时尚新潮的袁晗寒
相对于沉默的马百娟和自我抑制的徐佳，袁晗寒表达要主动得多：「我没有想过我以后的生活，想要做在哪一个阶层的人，反正不会饿死就行，没有人会被饿死的。」说这话时，单薄的衣服下露出身上两朵彩色的文身。
家庭条件支持着这个女孩的任性和天真。毕竟，不是每一位妈妈都会因为相信女儿的「天才」而给她办了休学，还不惜成本支持女儿在寸土寸金的南锣鼓巷租店开咖啡馆，留学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。
借助上一代的力量，袁晗寒从教育市场脱身，出路困难并不表现在现实问题上，而是对于「自己究竟想要什么」无法回答。
如果说马百娟是被剥夺了选择的权利，徐佳只有一条必然的选择，而袁晗寒则是因为选择太多而无从选择。
她面对镜头坦言：「我恐慌的不是没事儿干，而是会不会一直没事儿干。」
出路还是闭环？
离开学校后的马百娟，以文凭为准入资格的城市劳动力市场，实际上已经悄悄向她关闭。当她鼓起勇气走进市区酒店求职，年轻女经理的回答，平静而残酷：「地毯也不用你扫，像我们前台这边，你必须学会电脑操作才能工作。」
她的「出路」是夹在两个同龄孕妇中间，等待父亲的发落。
「山区的女孩，最好的归宿就是早点结婚」
「我的想法是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，书多少念一点，够用就行了，只要生了娃，也拖累大，即使有工作，干也干不成。」马百娟的父亲像念圣经一样地宣传他的理论，「靠女婿着，就是这么个出路，没有别的出路。」
16岁，马百娟在家人安排下匆匆嫁给了表哥，怀孕生子，曾经明亮开朗的她渐渐变得垂头丧气和木讷。
相比马百娟，徐佳要幸运一些，他终于考上大学，进入城市，「改变」了「命运」。大学毕业后，徐佳在就业竞争中胜出，签约了一家国企改制公司，并且与相恋4年的女友结婚，一起努力奋斗，买了车，买房也在计划中。
这种安定的生活符合当下大多数年轻人的奋斗观，但徐佳并不开心。他一直是为别人而活，身上背负着家庭的重担，连拍结婚照时也看不出一点点喜悦。徐佳说：「我精神上的追求很少很少。也曾想过，抛下父亲的遗愿和家庭负担，按照自己兴趣做事，但在内心深处，又很鄙视不管家里、只顾自己的人。」
责任感是他前进的动力，他的人生就像蜗牛一样，背负着给他安全感又给他压力的壳，缓缓向前爬行。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不一样的，很多东西都是不公平的，但这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。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，但是我会努力去改变这个现状。」
袁晗寒的咖啡馆仅仅经营了一个月就倒闭了。她开始背着画板满街写生，然后按照家里人的安排，去欧洲游历了三年后，回国注册了自己的艺术投资公司。
事实上，恰是这个北京女孩的经历，促使郑琼打开了摄影机。彼时，年过不惑的郑琼，在与这个未成年小女孩的一次闲聊中，惊讶地发现：「在她的生活里，有那样多的选择，那样多的资源，和从小地方出来的我，感受完全两样。」
旅学德国归来的晗寒
郑琼本想用这部作品回答一个问题：到底是什么原因，促使这个本该备战高考的北京女孩儿选择退学，追求自己想过的人生。
可当郑琼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寻找对照组时，她发现这个选题远比她想象中更为宽广。不管属于哪个阶层，都有各自的困惑，但不同的是，有些人是要解决生存问题，有些人是在解决精神形态的挑战，每个在自己的框架里边去做所有的尝试和探索，总之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出路。
每个人的出生、生长环境、经历等等的不同，会导致世界观、价值观的不同。
我们的人生，走的是出路还是闭环？这是一个问题。
视频中，在山坡上放羊的马百娟还不忘念书
看到平行的我们
工作对于袁晗寒来说，是诸多生活方式里的一种，但对于马百娟而言，是生存的问题。很多大城市里出来的孩子都不愿意过「一眼望得到头的人生」，可如果生活能望到头已经是马百娟莫大的幸福。
郑琼彼时的疑惑通过镜头传达给了观众，很多人观看后反思「难道高考不能改变命运吗」。
答案见仁见智，就像每一个观众都能在影片里找到与自己命运最接近的角色，我们无法用一种价值观来衡量这三个人的人生。
导演说：「这三个人物面对的问题，其实也是中国各种群体面对的问题，不仅仅是他们要找到各自的出路，包括这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毫无交流交集的隔离，也需要找到沟通的途径。」
学者徐亚萍对纪录片的评价更阳光一些：《出·路》让我们看到教育的问题，既有关政治经济结构，也有关文化。割裂来看，每个人的「出路」似乎都符合她/他的生活世界的合理性：高考对寒门子弟而言仍然是一种需要争取的公平竞争形式，制度教育仍然是一种有效率的路径，「看到」是醒来的前提。
篮球，仍是山区里的孩子们新鲜玩具
山洞里的出路之所以给人希望，是因为前方有光，一旦走出去，一切过往，皆为序章。不管有没有柳暗花明，走下去，坚持走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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